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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戏只有两集，但侯勇的演技已让观众叹服。“赵处长这个角色从最初淡定、后来暴怒再到崩溃，层次感特别强”，“尤其是在冰箱旁崩溃的那一段，眼角眉梢都是戏，绝了”，“什么叫教科书般的演技?看看侯勇就知道了!尤其那场哭戏，除了表情变化之外，还有发红的脸庞、颤抖的嘴唇，甚至额头上都有一层汗，建议年轻演员多多揣摩学习”。前日接受记者微信采访时，侯勇解读了他给角色设计的三个层次，“当他发现自己被调查的时候，第一反应肯定是掩盖，然后随着抽丝剥茧似的调查，这个人从拒不承认、刚开始似是而非，到面对铁证如山时崩溃，从这些心理上的变化来展开几个层次”。他透露，表演的时候拒绝“脸谱化”，“可能导演也是有意让我来演这个角色，因为之前大家想象不到。”

　　民众对反腐话题的热议不仅仅是猎奇，是公众对腐败这一社会痼疾的深恶痛绝和对反腐进度的探求。现实生活中的反腐进度，媒体披露的官员腐败细节，反腐剧集(以及作为蓝本的官场文学作品)在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更细节、更生动、更直观的呈现。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现实生活开掘的广度和深度。是否“接地气”是一种常见的评价标准，所谓“接地气”其实就是用读者、观众的切身体会、现实感受来对文学、影视作品做衡量。由最高检参与出品的反腐剧集与现实的反腐进程之间有怎样的参考、映照关系，具体的反腐案件的程序、节奏是否如影视剧呈现的一样节奏紧凑、波诡云谲。艺术毕竟是艺术，但公众对艺术的关切往往依然来自于对现实的欲罢不能，以及对反腐的热切期待。

　　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关键是我们的许多作家没有将主旋律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来对待。不管主题如何重大，题材如何重要，都要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创作，不管哪一类作品，只有具备了文学的优秀品质，它才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旋律并不享有非审美的豁免权。《人民的名义》可以说再主旋律不过了，作品彰显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的主题，传达的是人民呼唤公平正义、风清气正的强烈愿望，契合的是当下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但是，周梅森带来的是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环相扣、戏中有戏的连台大戏，是性格丰满而独特的人物，是下到底层劳动者，上到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商界、企业、金融，以及社会灰色地带的各色人等，是现实的浮世绘，是时代的众生相。作品以一个省域为故事空间，并以其政治生活为主要的故事内容，以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为故事动力，层层推进，抽丝剥茧，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惊心动魄，而且对当今中国的复杂的政治生态、多样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社会主体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审美需要，给人们带来了酣畅的精神享受和富于挑战的理性思考。

　　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不能仅仅从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上进行评价，它同时对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启示。不能不说，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种“轻质”的“小长篇”似乎渐渐成为主流。这些长篇多以日常的局部生活为背景，人物少，人物关系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戏剧冲突，主题也大都以一些小情感、小忧伤为主。传统长篇那种深刻的主题、重大的题材、宏阔的场景、众多的人物、激烈的冲突和汪洋恣肆的语言不再是主流。我们当然知道，长篇需要发展，但这种发展不能以牺牲传统为前提，不能以抛弃长篇艺术的多样化为代价。当长篇越来越小越来越轻时，我们在长篇中便难以看到时代的潮流，难以感受到时代的精神和思想的光辉。而许多长篇的艺术手法也渐渐流失，包括人物塑造的方法、复杂的结构营造、戏剧性冲突的设计技巧等等都稀有传承。现在的长篇似乎不需要生活的积累与艺术的修为，许多年轻作家上手就来，门槛变得越来越低。这样的局面如果成为主流，长篇小说将难以完成本来的文化功能，变得徒有其名。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周梅森这批作家的力量了。就以《人民的名义》来说，它对时代的呼应，它对现实的批判勇气，足以鼓荡起人们的豪情，满足人们对社会巨大的思考量，而其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划，包括对许多小人物的精雕细刻，都使得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量，而对侯亮平等人物的塑造，使久违的英雄式形象得以回归，从而复活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审美情结。与之相对应，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有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