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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pp坐下来，听陌生人讲他们最后的心愿。 一名遗嘱咨询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探索对方内心的宇宙、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制订一份严谨的遗嘱。来访的人里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八九十岁的长者，贫穷或富有，无一例外，都是做好准备、随时面对死亡的人。 有的人在咨询时穿上了最华丽的衣服，诚实地处置自己留在世上的一切，真实的财富、虚拟的账号，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找到各自去处，了却心事一般，最后他们松口气，向咨询师们道谢又道别。 每天，一位咨询师要至少接待2到3组家庭，每次至少1个小时。咨询师们努力把每句话讲得透彻、说得仔细。他们知道，有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或许也是最后一面。 “人生第一次” 面前的老人看起来很紧张，即便是简单的句子，也要重复几遍才能说得流畅，签字的时候手止不住地抖，连姓名都忘记了，“我一定是年纪大糊涂了。”老人嘟囔着。 录像只好暂停。这已经是订立遗嘱的最后一步，在两位见证人面前，老人要对着镜头朗读自己的遗嘱，回答几个能证明自己头脑清楚的问题，语句必须流畅，声音必须清晰，否则在遇到纠纷时，这份遗嘱就会失效。在此之前，老人已经通过了专业的精神评估，但那句随口的抱怨还是会带来歧义，一旁的崔文姬只能不停安抚着：“没事的，慢慢来。” 对于像崔文姬一样的遗嘱咨询师来说，这套流程日复一日地上演，但她清楚，对于每位立遗嘱的人来说，这都是“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处置身后财产，人生第一次、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慎重地做好身后安排。 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崔文姬（右）。受访者供图她遇到过一位80岁的阿姨，为了迎接这个时刻，特意做了美甲，戴着珍珠耳钉和项链留下最后的影像；还有一位盲人大叔，摩挲着特殊定制的盲文遗嘱，抑扬顿挫地讲出最后的心愿；以及一位聋哑人，跟手语老师提前磨合了一个月，就是为了确保最终的录制准确有效。 这些标准的、由法律用语构成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在经历这次程序之前，都是人们藏得最隐秘的心事。要把这些完整地诉说给咨询师，并不容易。已经离婚的夫妻隐瞒实情，立嘱人故意不透露与继承人的实际关系……这些特殊的家庭结构，都有可能导致遗产继承面临风险。 工作3年，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张智超能感觉到对方的不自然，但并不急着戳穿谎言。“我们主要靠专业。”他总是告诉对方，探究隐私不是自己的工作，只是希望能为对方排忧解难。即便不立遗嘱，只要对方能从这次交谈中有收获，他就有成就。这样的真诚往往会赢得对方的信任，咨询结束后，有人告诉张智超：“和那么多人交流过，都没你聊得通透。” 咨询过程中，张智超从不讲艰深的词，他把术语都掰碎成最简单的解释。 “俗称‘接地气’。”张智超说，很多时候，对方听不懂什么是“婚姻存续状态内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能明白“只要结婚了，未来你儿子继承的财产有你儿媳妇的一半”。“我们是解决问题的人，对方都听不懂，怎么解决问题？” 同样地，在张智超的接待室，气氛很少沉重。 他能明显感觉到，大部分人来咨询时都心事重重，散发着低气压，讲着讲着，脸就黑下去。有的老人跟着儿女一起来咨询，还没说几句，就被子女堵得张不开嘴。张智超是遗嘱订立人利益忠实的捍卫者，每次他都强调，中华遗嘱库只为遗嘱订立人服务。他总是咧着嘴，笑呵呵地带着老年人跟上他的节奏。 “姨你放心说，你亲家可能早已经在这做完了。”时不时地，他还会开上几句正合时宜的玩笑，希望在这里咨询过的人，离开的时候都能因为心事得到解决而轻松。 近几年，张智超能明显感受到老人对待遗嘱的态度发生转变。以前，遗嘱意味着不吉利，张智超咨询之前总是会提一句“您别忌讳”，但现在，很多老年人听到之后都会摆摆手：“你说吧，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中华遗嘱库北京东城分库工作人员接待市民。受访者供图 一位遗嘱咨询师的养成 成为遗嘱咨询师，首先要忘记这是一份工作。 遗嘱咨询师刘千更多把它看作是“内心的修行”，和老年人相处的点滴片刻，都让他看到未来的自己，看到自己应当如何迎接衰老、面对死亡、珍惜当下。 2021年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他从事教培工作，接触最多的就是小孩，而现在接触最多的是老人。这两个群体除了年龄悬殊，并没让刘千觉得过分不同，反而在他眼里，老人和小孩一样，也需要好听的话来哄一哄。 “阿姨，您今天的衣服真鲜亮，我也想给我妈买一件。”“叔叔，今天气色真不错。”刘千觉得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关心，却总能在老人表情中看到喜悦。 和刘千一样，张智超也是从教培行业跨界成为遗嘱咨询师。刚接触这一行当，张智超就被彻底吸引住了——每天都是新鲜的、可感的，下午5点，张智超会和同事们准时围坐在会议室复盘当天的案例。“每家每户情况都不一样，有的曲折离奇，有的感人至深。”但他们在意的不仅仅是“八卦”，而是故事背后涉及的专业知识，下次再碰见相似的案例，就可以直接套用。 这也是最吸引崔文姬的地方。 2017年大学毕业后，崔文姬入职中华遗嘱库法务部，每天面对的都是咨询师收集好的材料，冷冰冰的文字档案让崔文姬感到束缚：“很多时候我的观念都停留在理论层次，没有实际跟人接触，体会不到对方的感受。”在带教老师的鼓励下，她申请成为一线的遗嘱咨询师。 一切都鲜活起来，崔文姬性格原本内敛慢热，但和这些老人们相处久了，自己也活泼起来。起初因为紧张，她经常漏问问题，一年之后，崔文姬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在正式成为遗嘱咨询师之前，无论是崔文姬、张智超还是刘千，都需要接受为期21天的专业培训——学习法条，了解不同的案例解读，学习书写遗嘱，练习如何清楚明白地为咨询者答疑解惑，看带教老师如何给市民进行遗嘱咨询。张智超光是知识点文档就整理了2万字，即便培训结束，也时不时地翻开看看。 这份工作或多或少塑造着他们。刚入职时，带教老师评价张智超性格跳脱，现在他变得更加稳重，懂得倾听对方的烦恼。 刘千则反复被一个场景击中——立好遗嘱，交代好人生的最后愿望，一对老年夫妇坦然地互相搀扶着离开。他们是刘千接手的第一对客户，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咨询的价值，也让他始终对这份职业保持敬畏。 刚刚成为遗嘱咨询师时，几个年轻人单纯认为遗嘱行业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蓝海，拥有无限可能。现在，它不仅仅意味着职业前景，这几年，与他们接触过的每个人、每件事，都让他们保持向前的激情，都是他们的养料。中华遗嘱库遗嘱咨询师向市民讲解相关服务。受访者供图 情感的延续 咨询完成之后，一份遗嘱会遵照当事人的意愿被迅速拟定好。2020年，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打印遗嘱的效力认定比较复杂，老人们只能伏在大厅中间的誊写桌，一笔一画抄写咨询师起草好的遗嘱，很多人已经多年没动笔写过字，半张纸都是修改的痕迹，崔文姬和同事们在一旁指导，错得多了，只能从头再写。 《民法典》施行之后，打印遗嘱也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订立遗嘱的流程变得更加简捷。只需要遵循中华遗嘱库建立的一整套流程——建立档案、咨询、拟定遗嘱、精神评估、密室登记、指纹扫描、生成遗嘱证，就可以在中华遗嘱库拥有一份自己的遗嘱。 这个过程不算复杂，“遗嘱与法律相关，它很明确，没有什么变量，但感情不是。”刘千见过很多老人反复念叨，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来订遗嘱也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他觉得，恰恰是这些无法用标准来定夺的爱，让人体会到生命的重量。 在遗嘱之外，不少人希望给亲友、后人录制或书写“幸福留言”——这是中华遗嘱库特意准备的环节。有的老人给女儿足足写了上千字的留言，希望她能过得好；有的孩子觉得老人遗嘱冷冰冰的，心里不服气，非要争夺财产，但看到老人留下的视频后瞬间落泪，明白了老人的为难；有的夫妻决定把遗产捐给社会，他们在视频中向孩子解释，生前已经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死后想把财产献给更需要的人。 “再给你唱首你喜欢的歌吧。”有的人说到动容，对镜头哼唱起来。 看到这些，咨询师们很难不被触动，况且对方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他们或许并不清楚对方的名字和年龄，甚至那些面庞也会慢慢模糊，但他们清楚记得对方曾吐露过那些难解的心事。可能一年前，这些人刚刚立好遗嘱，冲他们心满意足地微笑，而下一年的某天，突然收到通知，对方去世了。 刘千决心做一件事——和自己接待的每位老人合张影，那很有可能是彼此见过的最后一面。 新京报记者 左琳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pp距离中华遗嘱库成立已经快12年，创办人陈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就是看到越来越多人改变对遗嘱的刻板印象，接纳遗嘱、主动订立遗嘱，妥善处理好身后事。 曾经有很多次，老人们握着陈凯的手，向他表达订立遗嘱、了却心事的感激，这更加坚定了他对这份事业的执着。“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是中华遗嘱库的使命，“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是中华遗嘱库的宗旨。 “遗嘱，不仅是财产分配工具，更是家庭情感与责任的延续。”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作用就是要捍卫每位遗嘱人处置财富的权利与自由，倡导通过遗嘱服务化解家庭矛盾、传递和谐价值观。他不会停下脚步。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公益，持续，专业 新京报：为什么将公益项目命名为“中华遗嘱库”？ 陈凯：名字是民政部原副部长、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原理事长李宝库提议的。他认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领导下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加上“中华”名正言顺。再者，项目旨在为全国老年人排忧解难，必须有大气魄、大格局，展现出项目的正义性和责任感。 “库”有保管的意思。遗嘱订立很重要，保管同样重要。很多老人不希望遗嘱在自己在世时被家里人知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可以提供保管和保密服务，为老人免去后顾之忧。新京报：项目在创立过程中受到过哪些启发？ 陈凯：中华遗嘱库既有创新又有继承——学习借鉴了西方，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西方的遗嘱普及率比较高，说明需求是存在的，只不过现阶段中国家庭对遗嘱还很陌生，但我们自古以来就重孝道，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爱毫无保留，自然也希望在过世后，能把爱与财富传承下去，因此我认为，立遗嘱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新加坡在2003年成立了遗嘱登记署；法国的民法典也对“密封遗嘱”作了规定；在我们传统文化中，明清皇帝也会提前把遗嘱写好，并用木匣子封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过世后再宣布。由此我想，现在我们国家也应该有一个平台，为老百姓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的遗嘱公共服务。 然而新加坡的登记署存放的是立嘱人及遗嘱存放地点等资料信息，避免遗嘱下落不明或被遗漏，并不保存遗嘱原件，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再做延伸，既能为老百姓保管遗嘱，防止遗嘱丢失或损坏，又可以保密。这些目前可以在中华遗嘱库实现。 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在第二届中国遗嘱与遗产继承论坛上讲话。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与其他遗嘱服务机构相比，中华遗嘱库有哪些特点？ 陈凯：首先是公益性。中华遗嘱库是公益项目，为符合条件的老人提供免费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面向全社会提供免费的遗嘱咨询服务，５万多名义工深入全国各地社区、街道进行公益普法。 其次是持续性。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已运营近12年，保管了31万余份遗嘱，全国联网的状态下，可以跨城市提供服务。 最后是专业性。它的服务流程更加完善，比如会对老人进行专业的精神状态评估，确保遗嘱有效；拥有一支专业的法律团队，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且不断地学习最新知识、研讨最新案例，能够在遗嘱订立过程中为遗嘱人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会对遗嘱进行专业保管、严格保密；不断增加技术投入，实现异地登记等。 不同的机构特点不同，律所、公证处更像是“全科医院”，而中华遗嘱库就像是“专科医院”，毕竟我们只专注遗嘱这一个领域。本质上来说，老百姓在家自己立遗嘱也可以，到律所、公证处都可以，只要有立遗嘱的意识就是好事，中华遗嘱库只是让老人多一种选择。 在创新中发展，确保遗嘱保密有效 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发展至今，有哪些独创之处？ 陈凯：首先是采取各种办法确保遗嘱的保密性。 在中华遗嘱库项目启动之前，我查阅了国内相关的期刊论文，没有任何一篇提到“遗嘱保密”和“遗嘱保管”的问题。很多老人都担心立了遗嘱，晚年就不得安宁，我的看法是，让家庭不和睦的原因不是立遗嘱，而是家庭本来有矛盾，这时反而应该立遗嘱，但是要确保不被子女提前知道，这样老人才能享有决定自己财产如何分配、随时修改遗嘱的自由。 其次是技术创新。 比如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在填好个人信息后，可以直接在相应的遗产继承条目上打勾，比如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该份遗嘱是否是唯一有效的遗嘱，做好选择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书写规范的遗嘱，在保证符合个人意愿的同时效率更高、文本更规范，目前已经申请了专利。 再比如，我们设有遗嘱登记一体机和遗嘱证领取机。最早遗嘱证是护照式，查询不便，立遗嘱人隐私会直接暴露，现在经过创新，我们采用卡片式，系统查询更便捷，更加保密。 此外，中华遗嘱库并不仅仅提供法律服务，也提供情感服务。有时情感比法律更有效——写遗嘱的目的不是打官司，而是为了不打官司，所以在订立遗嘱之外，我们还设有“幸福留言”“情感录像”“幸福慢递”等环节，在情感上引导和劝告老人的家属，让服务更贴心。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停思考，向不少专家请教，还专门去国外考察，就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享受到更加专业的服务。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如何确保遗嘱的保密性？ 陈凯：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对遗嘱人负责。在登记环节，我们设立了专门的密室登记区域，确保老人在遗嘱登记过程中享有完全的私密性。 其次，我们与老人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规定了保密条款，承诺不会将遗嘱内容泄露给任何第三方，除非老人明确授权或法律另有规定。即便是中华遗嘱库内部工作人员，也没有人知晓遗嘱人全部的信息。 我们采取流水线工作机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人来跟进，以此达到信息的隔离。内部在传递资料时，也会隐藏姓名等信息，只会出现编号。 同时，中华遗嘱库还提供保密保管服务。老人在中华遗嘱库立完的遗嘱都会保存在我们的专业保管库里。保管库在北京顺义专门用来储存的一座大楼里，不仅防火、防水、防盗，还采用了银行保险柜级别的保管措施和严密的保密措施，不用担心被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发现。 我们确保只有遗嘱人本人能够查阅完整的遗嘱，其他人只能在遗嘱人去世后凭借遗嘱人的死亡证明来查询是否立有遗嘱，而只有老人在生前指定的遗嘱提取人，才能在老人过世后查阅完整的遗嘱。 新京报：在确保遗嘱有效性方面，中华遗嘱库做了哪些努力？ 陈凯：首先我们会吃透法律，始终关注最前沿的信息，包括全国法院的最新判决，哪些是新的风险点，我们就要马上研究改进。 我们从来不做代书遗嘱，因为我们研究发现，在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代书遗嘱的无效率是最高的。再比如《民法典》颁布之前，我们全部采用自书遗嘱，很多老人手写之后满头大汗，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法律规定。《民法典》颁布后、生效前，我们开始尝试半打印遗嘱，也就是打印一些通用条款，核心内容还是需要老人自己书写。《民法典》正式生效以后，我们立刻采用打印遗嘱，既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又严格守住安全底线。 我们聘请了很多法律专家，遇到不明确的问题时，他们会提供专业的指导。此外，我们还坚持精神评估，强化遗嘱审核。截至目前，我们订立的遗嘱全部有效。 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精神评估”对遗嘱订立有什么帮助？ 陈凯：首先我要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区：精神评估并不是精神病鉴定。精神评估是通过专业的评估方式，判断立遗嘱人是否神志清醒，在订立遗嘱时是否处于自主、自愿的状态，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立遗嘱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所立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所以精神评估是确保顺利立下遗嘱、保障遗嘱真实有效的必要环节，也是中华遗嘱库专业遗嘱服务流程里的关键一环。 新京报：遗嘱审核共有几道关卡？为什么要设置这些环节？ 陈凯：遗嘱审核有五大关卡，即草稿审核、现场审核、电子审核、纸质审核、入库审核，其实最后出库之前，我们还要再审核一次，严格来说共有六道关卡，每道关卡都有专人负责。 因为遗嘱太重要了，表面上是一份法律文书，背后牵涉的是一个人毕生财产的归属、各个家庭的利益，法律对遗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写错一处就有可能无效。 开创专业遗嘱服务先河，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新京报：2013年中华遗嘱库成立，至今已有近12年，你认为国人对遗嘱的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凯：我能看到人们对遗嘱的接受度和重视度明显提升，遗嘱意识逐年增强，从避讳到主动接受；立遗嘱人群结构发生改变，呈现年轻化的态势；遗嘱形式变得多样化，比如我们发起的“微信遗嘱”——用户可以在小程序中创建留言、上传图片或录制视频、音频，并指定发送方式和递送日期，这些留言由中华遗嘱库保管并传递给指定的收件人， 尽管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传递爱的可能；遗嘱内容变得个性化与多元化，这主要是因为财产形式呈现多样化，比如房产、股权、知识产权、虚拟财产等；遗嘱目的也变得多元化，包括设立居住权、未成年子女照护、宠物照顾、捐赠支持公益事业等。 新京报：中华遗嘱库对推动中国遗嘱事业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陈凯：我认为，遗嘱服务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华遗嘱库始终坚守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的使命，通过系统性创新实现三个维度的社会价值重构：一是突破传统法律服务的工具属性，通过“遗嘱+情感表达”的融合模式，将孝道文化融入现代遗嘱体系，如首创了“幸福留言”“情感录像”等情感服务，让遗嘱成为传递亲情的纽带，重塑生死观与家文化认知；二是构建“遗嘱服务+社会治理”创新模式，通过公益普惠性服务，如公益普法进社区、建普法驿站等公益行动，联动相关部门，搭建遗嘱服务的民生工程体系，让遗嘱意识成为公民法治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构建遗嘱文化传播矩阵，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推动遗嘱观念变革。可以说，中华遗嘱库开创了专业遗嘱服务的先河，其社会意义和价值，已远超法律工具的范畴。这些年来，中华遗嘱库通过本土化创新，不仅解决了个人财产的继承问题，更影响了家庭关系、社会法治观念以及传统文化的变革。此外，中华遗嘱库首创全体系流程，加强机构合作，为遗嘱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共同构建遗嘱行业生态服务圈。中华遗嘱库公益模式的可复制性，也为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了新思路。中华遗嘱库创始人陈凯。受访者供图新京报：你认为未来中国大众遗嘱需求将会有怎样的变化？中华遗嘱库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哪些？ 陈凯：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中国遗嘱需求将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多元化趋势；社会观念的转变，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会使遗嘱服务需求旺盛；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会促使遗嘱服务渗透率提升与区域下沉，推动社会和谐与家庭稳定发展。 接下来，中华遗嘱库将不忘初心，秉持 “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 的宗旨，扶持更多从业人员，推动遗产管理师等新职业发展，让更多人享受到更专业、更安全的遗嘱服务，让老百姓更放心。同时，中华遗嘱库将积极寻求跨界合作，探索“遗嘱+”服务新模式；通过与相关部门及学术机构合作，推动遗嘱服务纳入老年服务体系，服务更多有需要的人。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武亮亮编辑 彭冲 校对 杨利

　　pp随着社会及家庭财富的增加，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看来，作为财富的拥有者，自然人通过订立遗嘱来处分自己的遗产，可以有效避免遗产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更重要的是，遗嘱关乎财富与爱的传承，是人们在世上最后也是最真实的心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杨立新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民法典》编纂参与者、立法专家杨立新。受访者供图遗嘱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安定 新京报：中国目前订立遗嘱的情况如何？ 杨立新：受历史传统影响，中国并没有很好的遗嘱继承制度。 在古代，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排斥女性亲属的继承权；清末维新变法之后，《大清民律草案》采用欧陆的继承法传统，建立继承制度，实现了继承制度的变革，在民国初期曾经准许参照适用，至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确立继承制度，认可遗嘱的效力，但是遗嘱制度也未被普遍采用，订立遗嘱处分自己遗产的人不够多。 1949年以来，由于整体上个人没有太多的财产，继承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遗产纠纷也不多，遗嘱没有被大量采用。即使到了1985年制定了《继承法》，仍然很少有人订立遗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财富不断增加，少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通过继承制度传承私人财富就显得更为重要，遗嘱也逐渐受到重视。 特别是经过中华遗嘱库、公证处等专门机构广泛宣传，更多人知道了遗嘱的重要价值，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订立遗嘱。 事实上，普及遗嘱是政府的责任，也是遗嘱行业从业者的任务，更是社会的责任。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遗嘱对于传承财富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在中国，遗嘱是如何得到普及的？ 杨立新：有关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刚才提到的中华遗嘱库就是如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华遗嘱库的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了国内的主要省份，对普及遗嘱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地的公证机构也把遗嘱公证作为重要业务；信托机构则开展遗嘱信托，依照遗嘱保护继承人的权利开展工作。 新京报：订立遗嘱有什么意义？ 杨立新：意义之一，就是遗嘱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分配自己的身后财产。如果遗嘱人过世、遗嘱有效，那么遗产就会按照遗嘱来支配，即使是继承人，也必须遵守遗嘱的指定、遵循遗嘱人的意志，也因此，订立遗嘱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为分割遗产而发生争议。纠纷减少，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此外，订立遗嘱还可以促进家庭和睦。继承人大多是遗嘱人的亲属，他们应当在遗嘱人健在时善尽孝道，赡养好老人，争取遗嘱人的认可，获得继承遗产的资格。 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 新京报：订立遗嘱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杨立新：奋斗一生，人总会留下些许遗产，它是被继承人自己的财产，因此，被继承人生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如何传承自己的财富，也由被继承人的意志支配。正因如此，在处理遗产时，遗嘱继承具有最高的效力——只要遗嘱人订立的遗嘱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遗嘱形式要件的要求，遗产的处理就应当依照遗嘱人的遗嘱进行。 新京报：《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条款是否还有完善的空间？ 杨立新：《民法典》对于遗嘱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 目前遗嘱的类型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其中，打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加的遗嘱形式，这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结果。 绝大多数国家不承认打印遗嘱的效力，但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我们积极努力，规定了打印遗嘱的遗嘱形式。针对打印遗嘱的真实性不易辨识的特点，《民法典》规定遗嘱人和遗嘱见证人都要在遗嘱的每一页上签名，最后一页也要有签名，并注明订立遗嘱的时间，以此来保证打印遗嘱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于遗嘱效力的认定、遗产范围的规定等，这些都是司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政府也应对遗嘱行业发展、遗产管理以及遗产管理人的培训、资格认证、管理办法等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发展。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仍待完善 新京报：个人在进行遗产分配时，应该如何正确订立遗嘱？ 杨立新：正确订立遗嘱，最重要的就是保证遗嘱符合法律规定。 第一，遗嘱实质内容不能违法，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权利是以户为权利主体，个人不能处分，但是经营这个权利获得的利益可以通过遗嘱处分。 第二，遗嘱的形式要件要合法，例如自书遗嘱，虽然自己写下来就具有效力，但是必须亲笔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必须有遗嘱人和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参加并签名。 自然人订立遗嘱时可以寻求专业帮助，例如中华遗嘱库、公证处、律师事务所等，保证遗嘱的效力。 新京报：数字资产日渐兴起，如虚拟货币等，遗嘱该如何对此作出保障？ 杨立新：《民法典》在规定“遗产”时提到，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里当然包括数字资产，包括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因此，自然人如果想通过遗嘱进行数字资产的财富传承，在法律上没有障碍。各级法院应当有所作为，通过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保护好遗嘱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享有的数字资产的权利，保障数字财产的传承。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遗嘱工作情况？ 杨立新：目前来看，中华遗嘱库的工作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专业的服务，譬如“密封遗嘱”——如果遗嘱人不愿意在世时被他人知道遗嘱内容，就等到遗嘱人去世后再公布，避免引起家庭纠纷。 但从制度体系来看，我国的遗嘱制度是完善的，遗嘱继承制度则不完善，在立法上还有很大空间。 例如《民法典》没有规定“后位继承制度”。 后位继承也叫次位继承或替代继承，是指被继承人订立遗嘱，让前位继承人先继承遗产，在遗嘱中确定的某种条件成就或者期限到来时，再由后位继承人继承。在此之前，后位继承人只能根据遗嘱的内容享有期待权，但是，该遗产最终应当由后位继承人继承。例如，爷爷可以在遗嘱中规定孙子是后位继承人，儿子是前位继承人，儿子先管理遗产，15年后孙子作为后位继承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民法典》也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 “特留份”是指被继承人在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必须依法留给特定继承人、不得自由处分的遗产份额。遗嘱人如果非法处分特留份的，则相应部分的内容就是无效的。 这些遗嘱继承制度的不完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补充。 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后位继承或者特留份权利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认定遗嘱有效，尊重特留份权利人的权利；另一方面，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应当为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防止法定继承人主张特留份而使遗嘱无效。 新京报记者 左琳编辑 彭冲 校对 杨许丽

　　pp人们对遗产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人留给伴侣和子女，有人留给孙子，有人留给素未谋面的网友，甚至是一群陌生的孩子。借一份薄薄的遗嘱，人们表达了对亲人最深的惦念，或者留下最彻底的隔阂。据中华遗嘱库统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478850人次，登记保管311868份遗嘱。绝大部分遗嘱来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但不可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提前作出规划。一场突发的疾病，身边人的一次意外，继承父母遗产过程中遇到的麻烦，都可能成为促使他们订立遗嘱的契机。写进遗嘱的，除了那些常见的财富成果——房子、车子和存款，还有支付宝账号、书籍和有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人们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零散痕迹一一列明，理好去向，作为一种嘱托，希望自己的“牵挂”能更好地生活下去。中华遗嘱库。受访者供图财产留给朋友、网友或者动物 39岁的董英想把遗产留给自己的猫。 那是一只捡回来的流浪猫，黑色，有点发灰，毛发不算好看，来到家已经有8年。2022年，母亲患癌去世后，这只猫和陪了自己20年的那只乌龟算是董英唯一的牵挂。 她未婚未育，在北京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薪资不错。成长过程中，她吃了不少苦，父亲有过家暴史，对她照顾也少。小时候，董英身体不好，每次生病，都是母亲带她去医院。3岁的时候，她发高烧进了ICU，父亲在外读书，没回家。董英馋橘子水，母亲只能把她自己扔在医院。买完饮料回来，被医生一通批评，“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别人（来照顾我）。”董英说。 董英5岁前，父亲一直在读大学，俩人很少见面，“我和父亲说过的话可能还没有我这几年和公司保洁阿姨说的多。” 10岁那年，父母分开，董英跟着母亲生活，和父亲多年没联系，直到母亲被确诊癌症。董英慌张地向父亲求助，但对方也没帮忙。最无助的时间都是一位好朋友陪她度过的，包括后来母亲火化，董英抱着骨灰盒准备回老家，也是那位朋友送她上了车。 母亲的离世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由于在医疗行业工作，常看写满了病例生存率的医学报告，所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生死对董英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母亲的离世，让死亡成了一个具体的画面，“不管你多么伟大或者渺小，不管你怎么挣扎，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结局。” “死亡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的财产怎么办？我的猫怎么办？”董英意识到，自己的财产继承是个问题。她不想把自己的钱留给家里的亲戚，他们和自己都比较疏远，她只想把自己在世界上的唯一的牵挂安置好。市民来中华遗嘱库咨询。受访者供图过程波澜不惊。董英选了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没有特意装扮，来到中华遗嘱库，把自己的房子、股票和存款一一列明，安排好去处：50万元存款给那位陪伴自己度过晦暗时期的朋友，拜托她帮忙照顾自己的猫和乌龟；30万元留给了父亲。剩下的，她决定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教育是把人拖出泥潭的唯一路径。”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董英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她想让更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受教育，在未来有能力独立养育自己。 越来越多像董英一样的年轻人开始立遗嘱。根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近十一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下降至67.82岁，中青年人群的遗嘱保管数量近七年间增长了六十余倍，未婚不婚者的遗嘱保管数量2017年至2022年间增长了13倍。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崔文姬也注意到了明显的变化。六七年前，她刚入行时，来咨询的几乎全是老人，“年轻人很少，一年可能超不过10个。”如今，90后甚至00后都开始立遗嘱。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有2461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还有一家三口一起来的。聊起来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完全不了解（怎么立遗嘱），很多人都在网上查过。” 年轻人立遗嘱的契机五花八门。有时是体检报告里一个异常的指标，有时是恰逢另一半生日、想要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还有可能是继承父母遗产时发现没有遗嘱导致程序复杂，甚至只是想体验一下和世界说再见的感觉。新京报曾就“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立遗嘱”在微博上发起投票，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怕意外发生时，来不及跟世界体面告别”。 他们的财产也五花八门。2023年初，一位有百万粉丝的90后B站博主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决定去世后将自己名下价值300万元的虚拟资产留给父母，并将自己的B站账号留给好友运营。 家人已不是年轻人遗产的全部去处，有人留给初恋，有人留给未婚妻。一位22岁的男性室内设计师把存款和老家保存的几千本书都留给了一位网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位朋友给过我极大的鼓励。”青海西宁一位35岁的未婚女子把部分财产捐给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园，她本身就喜欢动物，“我觉得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高原动物很有意义，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 中华遗嘱库登记场景。受访者供图今年30岁的崔文姬也给自己立了遗嘱。那是6年前，她第一次在地铁上低血糖，浑身冒冷汗，眩晕，呼吸也困难，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飘在半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喝了水、吃了糖，慢慢缓过来。当时，崔文姬的作息也不规律，“猝死”也是新闻报道里常出现的词，她心里有些害怕，决定提前做好安排，“既然自己也是做这个工作的，就当体验了。” 那次，同事坐在她此前的位置，她坐在了之前市民坐的位置上。因为对整套流程很熟悉，崔文姬毫不紧张，“感觉像在演戏一样。” 直到需要简述遗嘱内容的环节，她一个字一个字把遗嘱读出来，再拿到一张薄薄的遗嘱证，才有了真实感。 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 或许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死亡都不算迫近。但老年人不一样。 每次接待完老人，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刘千都会祝对方活到百岁，老人很感激，但几乎都摇摇头：明天怎样我还不知道呢。 死亡的确会随时来临。63岁的陈闻本和丈夫约好，在2024年5月27日下午前往公证处，把房子公证给女儿。但当天早上，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陈闻有些后悔，“我觉得（立遗嘱的想法）还是和他提晚了。”其实，她很早就有立遗嘱的计划，“女儿结婚了，我们也老了，想方便女儿继承财产。”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陈闻发现很多比自己年纪小的人都准备好了遗嘱。她和丈夫商量，但遭到了反对，“他觉得人还活着，不想搞这些。” 后来，丈夫确诊肺癌，身体越来越差。一开始，陈闻还是不敢提，怕对方“有想法”。等到终于开了口，丈夫也点了头，意外却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崔文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2019年以前，中华遗嘱库只在北京西交民巷开设了一处登记中心，老人们在这里排起长队，常常是预约的时候身体还不错，等过了近一年、真正开始登记办理的时候，老人已经不在了。“大家还是对遗嘱这个事情有一点忌讳，让他身体好的时候做，他觉得不吉利，就等身体查出毛病了再做，但那个时候听说读写能力就比较差了，健康情况的变化是很快的，得赶紧办。”崔文姬说。 不少老人在立遗嘱时显得有些紧张。为了确保老人订立遗嘱时认知状态良好，中华遗嘱库设置了精神评估环节，包括算数和记忆力相关题目，“很多人紧张，说‘没上过几年学，还要考试’。”立遗嘱全程都要录像，不能暂停、剪辑、拼接，“有的老人（念遗嘱的时候）一紧张就卡壳，要重复录好几遍。签字的时候，突然一紧张就说‘年纪大了老是糊里糊涂的’，这也会造成歧义，要重新录。” 市民登记场景模拟。受访者供图薄薄的一张遗嘱凝结着老人这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据统计，多数老人选择将遗产留给配偶和子女。“很多老人满眼都是孩子，根本不会想自己的吃穿问题，都是想着未来要少给子女添麻烦。”刘千常和老人聊聊他们年轻时的生活、和家人的关系，老人常常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 也有老人在这里袒露了绝望和决绝。曾有一位衣兜里揣着房产证的老人告诉工作人员，“我来立遗嘱是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他的儿子常年失业在家，动不动向他要钱，不高兴时还殴打老人。 后来，儿子将老人赶出家门，在家里到处找老人的房产证，想变卖家产。无奈之下，老人决定立下遗嘱，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还有北京郊区的一位老人，选择把存款和房产都留给大儿媳，其他子女一份不给——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大儿子也早逝，在老人确诊癌症住院做手术期间，大儿媳悉心照料，其他子女却不闻不问。 张柳和老伴把房产、存款留给了16岁孙子——孙子患有自闭症，两人想尽力给他的未来增加一点保障。 孙子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后，孩子父亲辞去了工作，专心带他看病。三年过后，积蓄耗光，差点房子也要卖掉，仍看不见治愈的希望。人的心力也被耗没了，夫妻俩离了婚，孩子判给了母亲。 张柳放心不下。孙子刚出生几天，她就开始照顾。她决定，帮前儿媳一起继续照料孙子，但这遭到了儿子的强烈反对，“他觉得我们身体也不好，孩子也判给了他前妻，我们干吗还要掺和。”有了隔阂，儿子和两位老人也渐渐少了联系。 这几年，孩子周一到周五都跟着母亲，每天去培训机构上课，学习穿衣服、洗澡、和人沟通。到了周末，张柳就把孙子接回自己家，陪他出去逛公园、博物馆。 孙子虽不善于沟通和长篇大论，但很擅长表达爱意，常搂着张柳说：“奶奶我很喜欢你。”如今他身高已有一米八，有时候张柳抱怨他在前面走得太快，自己跟不上，男孩会转头回来，拉起奶奶的手。 张柳总希望能多看到孙子的一些进步和成长，但她和老伴都已经75岁，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如果两人去世，孩子的母亲也老了，独自生活的孩子就只能进托管机构，需要生活费，“我尽量留点钱给他，希望他将来去托管机构不要受太多罪。” 立遗嘱时，在最后的幸福留言环节，张柳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孙子健康长大，听母亲的话，多学些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再多陪他几年。 肉麻的、酸楚的，平日讲不出口的话 幸福留言、情感录像等是中华遗嘱库推出的情感服务。遗嘱负责用“法言法语”明确财产归属，这些文字和影像负责用真情实感的表达，来传递遗嘱人对家人的关爱。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为市民介绍幸福留言服务。受访者供图根据数据分析，近90%的幸福留言和子女有关，超过3%与孙辈有关，超过6%与配偶有关，与挚友、同学、同事有关的占1.07%。此外，超过80%的幸福留言内容是对后人寄予期望与祝福。 崔文姬发现，女性遗嘱人往往更感性，也更愿意表达感情，甚至说着说着开始流泪。而男性长辈则相对含蓄。有的老人会给家人唱一首歌，甚至唱一曲家人最爱听的戏。还有的老人会为了立遗嘱特意精心打扮一番，做个美甲，戴上耳钉和珍珠项链，在镜头前留下庄重的影像。 崔文姬对一对做中医事业的老夫妻印象很深。两人打拼一生，财产不少，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很顺利，老两口决定把财产互相留给对方，不给孩子，两人都去世后，就把财产回馈社会。那位女性长辈在情感录像里叮嘱子女，“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只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财富。我们只希望将财产回馈社会，为国家的中医事业做一些贡献。” 85岁的金丽留下了类似的留言。她曾做过中小学和大学老师，如今还在写东西、做讲座，唯一的儿子已经定居国外，子孙的生活都不错。 对金丽来说，财产的继承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只有一个儿子，过得也很好。我不是有多少财产要给儿子、孙子，我是想把我的精神、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我的努力传给他们，想用一种书面或语音的方式把家风传下去。”平日里，子孙工作都很忙，能坐下来好好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金丽想给他们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他们看到留言，知道曾有这么一位长辈，为了目标和理想放弃一切、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平时不会讲出口的话，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时或是因为沟通机会少，或是碍于面子，没能得到当面表达的机会。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协助市民填写资料。受访者供图崔文姬记得，有一位老人在留言卡上写了大几百字，又拿了几张A4纸，满篇地写。她在字句里回忆了自己和爱人的生平：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当年知青下乡，为了儿子的生活考虑，他们把儿子留在城市里的姥姥家，把女儿带在了身边。因为常年在两地生活，父母和儿子的情感联络比较少，儿子不知道两人的良苦用心，一直觉得父母偏心，慢慢地从不亲近转为敌对。父亲去世的时候，儿子都没有参加葬礼。“这位阿姨非常伤心，她和孩子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说，就决定在留言卡中写下来，让儿子知道之前的经历。”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平日难以启齿的秘密，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把它封存在这里。近几年，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2013年，我国订立遗嘱的人数仅为6804人，但2016年到2023年，每年订立遗嘱的人数平均在4万人左右，2023年，这个数字突破了6万。 如今，崔文姬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位咨询者。有人来咨询时会有些不好意思，说“我没什么财产”，但在崔文姬看来，无论钱多钱少，只要想给家人保障、不希望以后生出无关的纠纷，最好就提前作出安排。这也是用来对抗无常和不确定性的一份底气，“每次哪个地方不太平，或者身体上有点不舒服了，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份遗嘱，就觉得也没什么了，因为都安排好了。” 有些老人立完遗嘱后仍然有些担忧，“如果孩子对我不好了，我能不能改？”崔文姬总是宽慰对方：“遗嘱的修改很正常。”她自己立遗嘱的时候，还没有谈恋爱，财产理所应当地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父母和妹妹。但等今后结婚或者有了孩子，重心可能要偏向自己的家庭，给孩子保留。再过几十年，和爱人关系稳定后，可能也会给爱人做出保留，“一份遗嘱只是在当下的人生阶段做一个预先安排，它会随着你的成长、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修改。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安排。” 遗嘱宣读。受访者供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占总人口的21.1%。预计到2033年，这部分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订立遗嘱、防范纠纷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未来，遗嘱也会像保险一样更加普及，成为人生必须要做的几件大事中的一件。”崔文姬说。 （除崔文姬、刘千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左琳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

　　pp近日，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一则公示：93岁周姓男子因犯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但看守所因其生活不能自理而拒绝收押，建议法院对周某某暂予监外执行。根据媒体报道，周某某2022年犯罪，当时他91岁，侵犯了一名未成年女孩，邵阳县司法局称法院已与该局对接，未来可能对周某某进行社区矫正，目前正在对周某某进行是否适合社会矫正的社会调查。2月19日，新京报记者联系下花桥镇司法所，该所所长表示将会依法依规对该罪犯进行监外执行，具体不便透露。周姓老人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如何保证他在社区矫正期间不再犯罪？此事引起了广泛讨论。周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的公示。图源：新京报我们视频因“生活无法自理”被建议监外执行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示显示，周某某因犯罪于2024年10月14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在收监执行过程中，邵阳县看守所于2024年11月14日以周某某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收押，建议法院对周某某暂予监外执行。该院已于2025年2月2日受理，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京师律师事务所的白小强律师介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在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中，对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及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生活不能自理，是指罪犯因患病、身体残疾或者年老体弱, 日常生活行为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的情形。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执行。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主行动等五项日常生活行为中有三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且经过六个月以上治疗、护理和观察，自理能力不能恢复的，可以认定为生活不能自理。六十五周岁以上的罪犯，上述五项日常生活行为有一项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即可视为生活不能自理。白小强律师表示，根据邵阳中院公示，周某某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因，是“生活不能自理”，符合相关法规。是否实施社区矫正还在评估周某某所在村的一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周某某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肯定身体比较弱了，“但是没听说他有中风、瘫痪等动不了的毛病。”据媒体报道，2月17日，邵阳县司法局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目前正对罪犯周某某进行社会调查，该罪犯是否适合社会矫正，要考虑年龄、邻里及帮扶人是否同意等因素。司法局将把意见反馈到法院，由法院考虑是否实施社区矫正，目前还未接到相关文书。社区矫正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如果法院最终确定实施社区矫正，周某某报到后将进入监管，每天需两次手机打卡，每月到司法所报到学习。原则上社区矫正对象须在本县范围内活动，不能离开辖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宗宪告诉新京报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是四类人，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员是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必须纳入社区矫正系统。最终是否进行社区矫正，要根据刑法规定和犯罪事实，并参照评估结果，由法官进行裁决。吴宗宪教授表示，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社区矫正决定机关，也就是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根据需要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提出意见，供决定社区矫正时参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应当提供必要的协助。各地会按照当地制定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程序，找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评估。有些地区会委托社工事务所等机构进行评估，根据周围居民的反馈和态度给出相应的建议后提交给法官。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最高检和司法部曾多次发布社区矫正案例，案例中社区矫正的对象多数是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缓刑期间接受社区矫正。吴宗宪也指出，“与周某某不同，一般而言，社区矫正的案例中罪犯的罪名和刑罚都是程度比较轻微的，因为根据统计，90%的社区矫正对象是缓刑犯，而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的罪犯，只能是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不遵守社区矫正规定仍会被收监执行吴宗宪介绍，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从2003年开始试点。依托《社区矫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将社区矫正对象置于社会这个场域中接受教育和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机构主要由该机构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开展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机构主要指司法局和司法局中的社区矫正科（局）。社区矫正工作分为三个方面，包括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在社区矫正对象到达社区矫正机构以后，需要办理报到的手续，社区矫正机构对他们进行日常的管理，社区矫正对象不能离开一定的范围，也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到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报到，报告个人情况，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电子监控、手机定位等方式，进行日常的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开展法治教育，达到教育矫正的要求。如何保证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再犯罪？吴宗宪表示，社区矫正机构应当根据裁判内容和社区矫正对象的性别、年龄、心理特点、健康状况、犯罪原因、犯罪类型、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实现分类管理、个别化矫正。矫正方案应当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表现等情况相应调整。对于有危险行为、破坏行为可能性较大的社区矫正对象，会进行评估分类。对于风险较大的社区矫正对象，会提高监督管理级别，一两天进行一次面谈；对于危险性不大的社区矫正对象一星期进行一次谈话。社区矫正机构会根据个人制定评估制度，最大限度的监督社区矫正对象，避免社区矫正对象再次违法犯罪。如果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就会将缓刑改为实刑，罪犯需要在监狱继续执行。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曾有诸多社区矫正对象因不遵守社区矫正法规定，最终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情况。“社区矫正机构对老年罪犯可采取变通措施”周某某已经93岁，且生活不能自理，能否正常接受社区矫正？吴宗宪表示，正常情况下社区矫正机构不会组织特别多的活动。周某某所在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比如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上门进行教育活动。因年迈或身体原因不适宜参加集中教育的，可以申请减免；年满六十周岁的，一般不安排公益活动。同时，如果罪犯有困难不能自行解决，社区矫正机构还会给予帮助。新京报记者搜索发现，75周岁以上的老人接受社区矫正并非个例。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社区矫正对象杨某是一名77岁的老人，因过失引燃房屋周边山林，造成一定面积的山林被烧毁，被法院判处缓刑，在当地执行社区矫正。杨某年纪大，患有多种慢性病，居住地较为偏远，因此当地司法所制定了个性化矫正方案，依法为其申请免除公益活动，将集中教育调整为个别教育，加强入户走访频次。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实习生 翟未萌编辑 甘浩 校对 李立军

　　过去，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开源项目是美国科研团队发起的。不可否认，美国顶尖高校科研团队、硅谷创业者等，在区块链、人工智能、数据科技等领域的底层技术开源方面，做了很多引人注目的工作。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开源领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在GitHub等开源社区中，中国开发者越来越活跃，中国贡献的开源项目越来越多。不仅DeepSeek，阿里云、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也发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开源项目。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云计算标准和开源推进委员会发布的《全球开源生态洞察报告(2024年)》显示，截至2023年，在全球活跃度排名前100的开源软件项目中，中国开源软件项目占比17%，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还要看到，DeepSeek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更新非常快，还有很多创新性工作需要去做。从基础研究角度看，算法、算力、架构等方面的理论研究亟待突破。例如，DeepSeek虽然带来了算法效率提升，其算法新思路在深度思考方面减少了对大量标注数据的依赖，但大模型未来对算力和能源的要求仍然会很高，我们应该加快对低能耗框架的研发进程。从商业应用角度看，DeepSeek的生态圈还需进一步构建。连日来，诸多平台宣布接入DeepSeek大模型，这是一个可喜进展，但还停留在较浅层次的应用层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各行各业能否将其作为基座大模型，开发出适用于垂直场景的示范性应用，真正实现生产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

　　pp随着正月逐渐走向尾声，许多务工人员再次返回大城市寻找满意的工作。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人力市场招工模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记者实地探访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新春招聘会，许多前来招工的企业不仅提供线下的咨询，还都附上了报名的二维码。在场地的一角，一场别开生面的“带岗”直播也正在绘声绘色地进行着。据了解，今年的人力资源市场延续了往年的火热场景，求职者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对于求职者而言，杭州多层次，多方面的用工需求与求职方向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在传统的人力市场求职以外，杭州还推出了通过“零工市场”线上线下同步招聘的新方法。在传统的求职功能之外，社区还为加入零工市场的求职者提供多种多样的技能培训。

　　赵万一指出，性协议、公司章程均属于私法范畴，是意思自治的产物，在协调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即对内效力上，原则上应当以性协议为准。一方面，公司章程尽管也是发起人各方意思自治的产物，但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商管理登记等公法规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而言，公司章程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完整地反映发起人各方的真实意思。另一方面，性协议仅涉及内部人，而公司章程具有公示的效力，同时涉及外部人。因此，在处理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不牵扯外部人利益的情形，以性协议为标准，最能反映发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符合公司法等私法的立法旨趣。故而，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合资企业的相关具体协议，都须以性协议为基础，确保所有相关方的行为都在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框架内进行。

　　赵万一认为，在此种复杂情况下，缔约主体的多重身份不构成义务豁免理由。尽管在不同契约中拥有不同身份，但所有契约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根据契约从属性理论，就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而言，从合同的效力及履行依附于主合同。在多重契约场景下，若协议之间存在目的关联性，则性协议可被视为“主契约”，具体实施协议需服从整体安排。从契约的性质和功能来看，若原始协议此类长期性契约中已明确确定了合作框架，并从宏观层面规划合资项目长期发展方向、合作模式的契约，那么后续签订的具体实施协议，如合资合同和章程、商标许可合同、技术许可协议等，应视为从属契约。从属契约的履行须以不损害长期性契约的稳定性为前提。

　　赵万一分析，公司法将营业期限届满规定为解散事由，制度目的之一是防止公司经营期限过长发生情势变迁，给股东带来投资风险，着眼点仍是保护股东的利益。公司解散是否必然导致法人人格消灭，或应维持法人资格以延续既有权利义务关系，本质上系关涉公司本体、股东权益与债权人利益的三方法益衡平命题，而非单一主体利益可片面决断。司法实践中，即便公司章程载明的营业期限已届满，若公司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且治理秩序稳定，则足以印证公司本体存续价值、股东权益保障机制与债权人交易安全的三重法益格局未受到实质性损害。对于对公司前景持悲观预期的异议股东，现行法律已预设股权回购请求权等替代性救济路径，以消解其现实权益折损之虞，在行使其合法权益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对商事主体自治空间进行不当干预，不能侵蚀其他股东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理性判断权及债权人基于信赖利益形成的稳定预期。

　　在上海市中小学春季新学期首日，各校不急于打开课本，而是走进社会大课堂，用沉浸式体验、学习开启新学期。据上观新闻报道，政立路小学的第一课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市劳动模范杨春霞，用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将《义勇军进行曲》如何成为国歌的历史向孩子们娓娓道来。长阳创谷的会堂，成了铁岭中学学生的“大课堂”——40多位初一学生代表受邀来到这里，感受创谷的勃勃生机，回眸百年纱厂的蝶变历程，行走园区内的高科技企业，体验科技创新蕴含的力量。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的同学们走进趣看美术馆观看《栋梁——梁思成与林徽因学术文献展》，探寻中国古建筑之美。同学们带着老师精心设计的任务单走进展厅，近距离观察中国古建筑的建筑模型，探究“斗拱”结构。